走进任何一家眼科医院，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常映入眼帘：许多眼科医生本人也佩戴着眼镜。手术台前、诊室灯下，这些致力于守护他人眼健康的专业人士，其鼻梁上同样架着矫正镜片，甚至不乏接受过近视手术者。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并非偶然巧合，它是职业特性、遗传本能与现活方式交织作用下的现实图景，深刻折射出近视问题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也促使我们超越表象，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
职业暴露：无法回避的视力挑战
眼科医生的日常工作，堪称一场对视觉系统的"耐力测试"。在诊室里，他们需要长时间、近距离地凝视裂隙灯显微镜，细致入微地检查患者眼底的每一寸结构变化；手术室内，在眼科显微镜下进行数小时的精细操作更是家常便饭。这种高强度、高精度的视觉劳动，需要睫状肌持续紧张调节，无疑增加了视觉疲劳积累和近视发生发展的潜在风险。
美国眼科学会（AAO）在其关于职业性眼疲劳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长时间、近距离的视觉作业是诱发或加重视疲劳的重要因素，而持续的视疲劳状态与近视进展存在关联。《中华眼科杂志》也曾刊文分析指出，高强度的显微手术操作环境对眼科手术医生自身的屈光状态提出了特殊挑战。
认知偏差：被放大的刻板印象
眼科医生怎么也戴眼镜？"——这样的疑问背后，往往隐藏着公众潜在的认知偏差。许多人潜意识里将"视力完美无缺"视为眼科医生的必备条件，甚至将其专业能力与自身是否近视简单挂钩。这种想法过度简化了近视的成因，也混淆了"视力矫正"与"专业能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眼科医学是一个涵盖广泛亚专业的领域。医生的价值核心在于其深厚的医学知识、精湛的诊断技艺、熟练的手术操作以及对视觉系统病理生理的深刻理解。正如一位擅长心血管手术的外科医生自身未必心脏结构完美，眼科医生凭借的是知识与技能，而非自身的视力。将医生的专业与其视力状态直接等同，是一种需要破除的思维定式。
遗传烙印：命中注定的视觉密码
近视并非单纯由后天行为塑造，遗传基因在个体近视易感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奠基角色。《中国近视防治指南》明确将父母近视（尤其高度近视）列为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大规模双生子研究有力地证明，近视的遗传度高达70-90，遗传因素的权重甚至超过了环境因素。
这意味着，即使眼科医生深谙护眼之道，若携带了显著的近视易感基因，他们在相同或更优的用眼环境下，近视发生率仍可能高于一般人群。许多医生早在选择职业道路之前，近视已然成为其视觉状态的一部分。遗传背景如同个人独特的视觉密码，深刻影响着近视的发生与发展轨迹。
积极防御：专业群体的护眼之道
深知近视风险的眼科医生群体，在日常实践中往往展现出更为科学的护眼意识与行为。他们普遍严格遵循"20-20-20"法则——每近距离工作20分钟，就抬头眺望20英尺（约6米）外物体至少20秒，有效缓解睫状肌痉挛。诊室和办公室的光线环境也经过精心设计，避免眩光和照度不足。
在近视矫正方案的选择上，他们更具专业话语权。无论是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包括高透氧的RGP镜片或软性离焦镜片），还是各类近视矫正手术（如全飞秒SMILE、ICL晶体植入），医生们能基于自身眼部条件、用眼需求和对各种技术利弊的透彻理解，做出高度个性化的理性抉择。
社会镜像：折射全民眼健康挑战
广州某知名眼科医院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其医生近视率与当地高学历年轻人群的近视率基本持平。这一数据绝非偶然，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近视在当代社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职业群体中的广泛流行。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指出，全球近视人口激增，预计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近半数人口罹患近视。
眼科医生群体中的近视现象，正是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的微观缩影。它深刻提醒我们，近视防控绝非个体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系统工程。正如近视研究所（IMI）在2019年度报告中所强调：近视风险的普遍性要求我们超越对个体选择的简单归因，应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教育模式和公共卫生政策层面寻求系统性解决方案。
近视，在这个时代已成为跨越职业与知识边界的普遍印记。 眼科医生佩戴的眼镜，清晰映照出遗传基因的烙印与现代视觉环境的双重塑造力，也是全民眼健康挑战的生动注脚。他们的专业价值不在于是否近视，而在于是否具备守护光明的医术与仁心。理解这一现象的深层逻辑，是为了摒弃"医生不该近视"的刻板想象，将目光投向更本质的诉求——推动全社会重视近视的普遍性与复杂性。未来的道路在于持续优化教育照明、革新近距离作业模式、深化近视遗传机制研究并推广个性化矫正方案。唯有各界合力，方能构筑起护卫全民"睛"彩未来的坚实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