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医生自己都戴着眼镜，说明手术不安全！”这类质疑声在近视矫正门诊中屡见不鲜。当患者走进正规医院的眼科诊室，看到部分医生佩戴框架眼镜时，难免心生疑虑：为何专业人士不做近视手术？是技术本身存在隐患，还是医院对手术持保留态度？真相远比表象复杂得多。
手术安全性与个体适用性
近视手术并非“想做就能做”的消费项目，而是有严格医学门槛的医疗行为。正规医院的首要原则是安全筛选，而非盲目推广。根据临床标准，患者需满足年龄（18-50岁）、近年度数稳定（变化≤50度）、角膜厚度足够（通常需＞480μm）等基础条件，同时排除青光眼、活动性炎症等禁忌症。若患者角膜过薄（如＜400μm），即便度数符合，激光类手术也会被拒绝，转而建议ICL晶体植入等替代方案。
个体差异决定了手术的可行性。眼科医生未接受手术，部分源于其眼部条件不符合标准。例如，长期从事显微手术的医生需保留一定近视度数以适配近距离精细操作，若完全矫正反而影响工作精度。前房深度不足（＜2.8mm）、角膜内皮细胞数偏低（＜2000个/mm²）等隐匿指标不合格者，同样会被排除在手术名单外。
医生群体的理性选择逻辑
眼科医生的选择折射出对手术效果的审慎评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的数据显示，其屈光手术中心的20名医护人员中，13人接受过近视手术（含1人二次手术），仅3人因个人原因未手术。这一比例远超普通人群，印证了医务人员对技术的信任。而未手术者多因年龄超限或职业需求——如叶宇峰主任坦言，保留轻度近视可延缓老花症状出现，避免40岁后仍需佩戴老花镜。
责任也影响决策。医生更倾向于为患者而非自己承担风险。傅映晖主任指出：“近视手术非治病救命，属于个人选择。” 这种“保守”恰是对患者负责的体现：医生需确保方案安全，若自身存在疑虑（如术后干眼风险），便不会推荐患者尝试。换言之，“不做”不等于“否定”，而是个体化权衡的结果。
正规医院的坚守
与盈利导向机构不同，正规医院将适应症筛查视为生命线。以ICL晶体植入术为例，全国仅不到700家医院具备资质，且医生必须通过EVO ICL认证。术前需完成房角＞35°、眼压10-21mmHg等7项关键指标检测，任何一项异常即禁止手术。这种严苛流程虽降低手术量，却程度规避了并发症风险。
责任界定机制亦体现医疗。若术后出现并发症，医院需根据过错原则担责：术前评估疏漏、操作失误或术后护理失当需赔偿；但若属不可预见的个体反应，且流程合规，则无责可究。正是这种“零容错”压力，迫使正规医院宁可拒绝高风险患者，也不妥协安全底线。
技术迭代与风险控制
近视手术的安全性建立在持续技术革新之上。从早期机械刀准分子到全飞秒激光，创伤性显著降低。现代激光手术（如全飞秒）仅切削角膜基质层（无再生能力），理论上不存在“反弹”，而ICL晶体植入的可逆性（可取出更换）进一步降低长期风险。正规医院更注重设备投入，如引进百万级激光设备确保精度，避免私立机构为控成本使用落后仪器。
术后管理是安全的延续。正规医院强制要求患者术后1天、1周、1个月、3个月复查，监控角膜愈合及视力稳定性。例如，征兵手术报销政策明确要求入伍前裸眼视力≥4.8，且需提供半年内无并发症的复查报告，这一标准直接源自医院临床规范。完善的随访体系将后遗症扼杀在萌芽阶段。
眼科医生佩戴眼镜的“矛盾”现象，实则是医疗专业性的注脚——它揭示了正规医院对手术适应症的严苛把控、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以及对技术的坚守。所谓“不做手术”，本质是拒绝标准化流水线操作，转而将安全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对患者而言，这恰是可靠的保障。未来，随着基因治疗、生物材料等技术的突破，近视矫正或将进入“无创时代”，但核心原则不会改变：医疗机构的责任不是盲目满足需求，而是守护每一双眼睛在光明与安全间的精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