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暑期，各大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学生、公考考生和运动爱好者成为主力军。一个矛盾的现象逐渐浮现：私立眼科机构大力推广全飞秒、ICL等近视手术，部分公立三甲医院却对这类手术持保守态度，甚至限制开展。这种差异背后，是医疗资源分配、手术性质界定与医疗的深层博弈。当“清晰视界”被包装成消费选择，公立医院的谨慎姿态引发公众困惑——究竟是技术壁垒还是责任使然？
政策定位之争：医美还是医疗？
近视手术在政策中被明确归类为“非必要美容项目”。根据香港《辅助医疗业条例》，矫正视力的手术（如SMILE、LASIK）与美容整形手术并列，被排除在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外。内地自願醫保同样规定，仅对“医疗必需”的眼科手术（如白内障、青光眼治疗）提供保障，而近视矫正手术因属“选择性消费”不予赔付。这种分类直接影响了公立医院的资源投入优先级。
公立医院的定位强化了这种选择性。卫健委《“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强调“防治结合”，将资源向致盲性眼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倾斜。相较之下，近视手术针对的是已稳定的屈光不正，且无法逆转眼轴增长或预防眼底病变。北京朝阳医院陶勇医生指出：“摘镜手术解决的是戴镜不便，而非疾病本身。公立医院需优先保障致盲性眼病的诊疗资源。”
安全性质疑：风险与的平衡
手术风险被低估，公立医院更强调严格筛选。尽管业内宣称近视手术满意度达98，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数据显示，术后并发症如眩光、干眼症、角膜瓣移位发生率约为3-5。更值得关注的是视觉质量问题——有患者描述术后出现“视物重影”“LED灯光分裂成上下两重影子”，这些主观症状难以通过常规视力表检测。公立医院通常设置更严格的术前筛查：要求近视度数稳定2年以上、角膜厚度＞480μm，且排除圆锥角膜倾向。
争议集中在青少年群体。卫健委明确规定，青少年眼球未发育成熟前（18岁以下）禁止手术。然而私立机构常以“参军入伍”“升学优惠”为卖点吸引高中生。一位40岁的教师术后因视物模糊、头痛被迫离职，她在访谈中哽咽：“医生只说5分钟恢复光明，没人告诉我可能失去阅读能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加剧了公立医院对商业化推广的警惕。
资源分配考量：效率与公平的抉择
眼科医生短缺倒逼资源优化。香港视光师协会报告指出，全港仅300余名眼科医生，专科门诊轮候时间长达6-12个月。在此背景下，近视手术若占用公立医院手术室资源，将挤压白内障、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患者的救治机会。深圳眼科医院的做法颇具代表性：该院虽开展近视手术，但100余名医护人员中仅30选择摘镜，其余更倾向将资源留给患者。
经济成本也是关键因素。一台全飞秒设备价格约800万元，而公立医院单例手术收费仅1.5万元（私立医院可达2.5万元）。低回报率导致设备更新慢，进一步降低手术效率。正如武汉协和医院张明昌教授所言：“公立医院的核心使命是兜底医疗，而非满足健康人群的便捷需求。”
市场分流现象：公私机构的默契
公私医疗形成差异化分工。公立医院聚焦复杂病例，私立机构承接消费型需求。以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为例，暑期推出“高考生摘镜奖学金”，全飞秒直降1000元，通过社交媒体营销吸引年轻群体。而公立医院如北京同仁、广州中山眼科，则将屈光手术科室与疑难眼病诊疗捆绑，仅对公务员、军人等有职业需求者开放。
这种分流暗合政策导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建立“筛查-转诊-干预”链条，视光师负责基础筛查，复杂病例转诊至公立医院。香港正推动视光师与眼科医生的电子健康平台互通，确保资源精准输送。若将近视手术全面纳入公立体系，可能打破这一平衡。
结论：在医疗本质与消费需求之间
近视手术在公立医院的“退场”，实则是医疗系统对资源稀缺性的理性回应。当私立机构以“五分钟摘镜”吸引消费者时，公立医院的克制背后，是对手术不可逆性的敬畏、对视觉质量复杂性的认知，以及对真正致盲性眼病患者的责任承诺。
未来需构建更透明的决策机制：
1. 分级标准制度化：明确将角膜薄、高度近视等高风险人群纳入公立医院保障范围，其余转向市场化服务；
2. 视觉质量纳入评估：推动术后对比敏感度、像差检测标准化，突破“视力1.0即成功”的片面认知；
3. 强化风险知情权：借鉴香港视光师模式，由基层机构提供术前教育，破解信息不对称。
清晰视界不该是场豪赌。当一枚角膜在商业流水线上被切削时，医疗系统有责任守护那把悬停的手术刀——不为阻挠渴望，而为让每一双眼睛都能在光明的安全线内，看清世界的本真模样。
> “医生，我只是不想戴眼镜了。”
> “但我们需要确保，你也不会因此失去凝视未来的权利。”
